第十八章：新陈代谢的回归

第十八章 新陈代谢的回归

  克雷格·汤普森的愿望是希望将瓦尔堡科学精髓融入到分子生物学时代，将癌细胞对葡萄糖的偏好以及高效率的糖酵解能量利用的陈年老调用在分子生物学时代与通过信号传导来控制癌细胞分裂及增殖的癌基因乐队上，期待发出最美旋律！

  但在达成这个愿望之前，汤普森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需要瓦尔堡时代生物化学有关代谢酶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正好是汤普森和他的实验室团队短板所在。

汤普森在实验室会议召集了一次会议，对六名博士后和博士生进行了适当的分工：团队的每个成员将被分配一种不同的代谢酶，并被要求用现代实验室手段来进行研究。这意味着需要重温瓦尔堡及其同时代人有关酶的经典论述。这也意味着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与布里顿·钱斯（Britton Chance）在一起，积极讨教，布里顿·钱斯是瓦尔堡同时代的传奇生物化学家，这个时候的布里顿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当时他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们去了布里顿的实验室，请他为我们展示哪些尘封已久的年仪器”，汤普森回忆道。“我们将它们拂去灰尘，擦洗干净，然后再次把它们派上用场”。

2010年去世的布里顿，却在有生之年帮助汤普森顺利地重返瓦尔堡时代。这明显有点讽刺味道。布里顿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与瓦尔堡本人交换了许多信件，还于1966年夏天亲自去柏林拜访过瓦尔堡。根据布里顿的访问笔记，在他与瓦尔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东道主都在讲授光合作用和癌症方面的内容。两人是否有过争论，却无从知晓。但他并不认为瓦尔堡的那些论点有什么说服力。事后，布里顿还做了实验，用来验证瓦尔堡结论是否有出入，即有关来自腹液的癌细胞几乎完全依赖于糖酵解，遗憾的是，布里顿的实验结果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根据布里顿的描述，当时实验中的癌细胞的线粒体发电站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事实证明，布里顿的帮助让汤普森团队喜出望外。“他知道所有的伎俩”，汤普森说。“他那些基于瓦尔堡同时代一个接一个的实验，生动有趣，印象深刻，他教给我们的是那些你永远在教科书以及那个时代所能查阅到的文章里无法学习到的知识”。汤普森的实验室仿佛有了一台能够让他们完成穿越瓦尔堡时代并进行相应科学实验的时间机器。显然如今这套把戏早已不再使用。布里顿保留了原始的瓦尔堡压力计。有这么一个下午，实验室成员聚集在一起摆弄着这些古老的实验设备和仪器，这让他们立马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这项研究，可以追溯到瓦尔堡一生经常在凝视的简单U形管。

即使在布里顿的帮助下， 汤普森也不知道他对新陈代谢的直觉是否正确。当范德·海登（Vander Heiden）决定是继续在实验室工作还是完成医学博士课程的医学培训部分时，汤普森告诉他回到医学界。如果他们真的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几年后这个领域仍然会在那里等着他。与此同时，新陈代谢仍然被认为是如此古老，甚至很难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到了2004年，在他和他的实验室把目光转向新陈代谢领域的七年后，汤普森心中的那些顾虑基本上烟消云散。他最终精准的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基因类型，一个被称为AKT的基因。之前已有研究表明，基因AKT已经被确定为一种致癌基因，可以驱动细胞分裂和生长。虽然不是全新的发现，但汤普森发现AKT还有另一个角色，一个似乎更基本的角色：它能驱使细胞吞咽葡萄糖并进行糖酵解，开启“瓦尔堡效应”。汤普森发现，他只需将突变的AKT基因插入健康细胞，即可开启“完整的瓦尔堡效应，导致细胞构建过度活跃的AKT蛋白”。

    AKT并非是孤军奋战。就像城堡里的指挥官指示守卫放下吊桥，以便将一批木材拖运进来一样，AKT制造的蛋白引导其他关联蛋白打开穿过细胞膜的通道，以便让葡萄糖可以进入细胞内部。AKT还传递了食物已经到达mTOR（一种细胞生长和增长的重要调节因子）的消息，mTOR也是一种蛋白，在根据手头的供应量控制细胞下一步的工作中起着关键作用。根据组织类型和可用的食物，将葡萄糖分解成备件，或燃烧或为细胞供电，或储存以供以后使用。

在健康细胞中，AKT等待生长因子的正确信号到达，然后再让葡萄糖进入。这些信息通知细胞食物正在到达。但是，当AKT被过度激活时，就像它经常在癌症中表现的一样，城堡的指挥官不再顾及城堡里外的现状。直接发指令放下吊桥，城堡之外的木材或者人流蜂蛹而入，换成癌细胞就是拼命吞噬葡萄糖，“瓦尔堡效应”随之而来。一个曾经食欲有度的细胞突然变得贪婪起来。

汤普森、丹和其他处于新陈代谢复兴前沿的研究人员逐渐发现，控制细胞如何进食和使用燃料的代谢酶不仅仅是其他更基本的细胞代谢过程中的副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偶发现象”，正如一位着名的癌症基因研究人员在2004年描述瓦尔堡效应一样。它们被编织成癌症信号网络，并位于癌症的发源地。细胞可能会在发生突变及增殖之前，已存在允许他们暴饮暴食的情况，但这类细胞存活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水泥，你试图把许多砖块放在一起”， 丹说，“建筑物迟早都会倒塌”。

根据汤普森的说法，只是过量吞食葡萄糖不会对所有组织构成同等的威胁。在汤普森看来，癌症很少起源于脂肪和肌肉细胞，因为这些组织更有能力管理能量的涌入。就像一座城堡，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地窖，可以用来堆放多余的木头，而作为人体的细胞，往往会将剩余的葡萄糖储存起来。不过，对于我们人体的组织中的上皮细胞往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旦AKT的停止进食的指令没有传递到上皮细胞，它很快就会不堪重负，摄取的葡萄糖很快就会超过它所应有的处理能力。面对这类情况，它就会寻找一种解决方案。汤普森认为，“瓦尔堡效应”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和类解决方案。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获得比你想要多的多的葡萄糖可能就是瓦尔堡效应”。

在过度活跃的 AKT 蛋白刺激下而暴饮暴食的细胞不一定会发生癌变。肿瘤抑制因子的基因存在的意义主要就目的是为了阻止细胞的自杀冲动。细胞或许时刻在设法记录那些内部已受损的情况并及时转向细胞凋亡程序——或者在免疫反应诱导下确定这样做。而如果生长中的细胞不能被清除，那在它们没有变成致命的癌症之前，仍然需要发展全新的技能，需要进化，以躲过免疫细胞的攻击，并生成新的血管以支撑他们巨大的胃口。最终，这其中的一些细胞很可能摆脱束缚，独自冒险寻找可以生长的新地方。

但是，如果某个细胞只是遵循内心的贪恋，持续不断的进食，毫无节制又还没发生癌变，那么这个细胞对它的邻居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你完全可以想象的到，贪吃成性却又安然无恙，活的是何等的自在。汤普森说道，“眼前要想的问题不是如何去死，那个问题免谈，既然吃喝不愁，活下来，兴许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对于狼吞虎咽的细胞而言，兴建某项特定的建筑物易如反掌。由于糖酵解可以提供充足的能量，甚至都不用线粒体来操心，同时用于建筑物所需要的原材料应有尽有，就像城堡中的士兵一样，拥有大量的木材，兴许看到建造一个新城堡的机会。借助这个类比很能说明问题，一般情况下，士兵们对木材没有欲望，他们甚至从未要求过它。但现在木头堆积如山，他们的想象力就会变得疯狂起来，并不介意再去打造一座全新的城堡，更有意思的是，材料还是现成的。

细胞里分布的线粒体现在犹如城堡内的加工车间一样，进入的木材（营养物质），并在多达二十多名的工匠（酶）的帮助下，将其转化为新城堡所需的各个部分（子细胞）。生物学家怀疑，正是线粒体特殊分区建造本领为新的细胞准备精妙的空间，以安置急需添置的家当（脂肪、蛋白质和DNA），这就解释了线粒体和宿主细胞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如何进化的。宿主细胞学会了利用线粒体提供的生存和增殖所需要的能量。因而宿主细胞在这一进化过程中，它的伟大理想并不在于获得更多的主导权，而是重塑自我的能力。

极度贪食的癌细胞也以别出心裁的手段消耗了额外获取的葡萄糖。200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乔治亚·哈齐瓦西里乌（Georgia Hatzivassiliou）和凯瑟琳·韦伦（Kathryn Wellen）两位科学家，他们也曾是汤普森实验室的博士后成员，当时他们有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发现。那时人们已经知道，癌症不仅仅是一种遗传错误或突变的疾病。每个细胞都在其DNA中携带整个基因组，也即生命体的蓝图。肺细胞与肝细胞各不相同，因为代表了DNA遗传密码的不同片段。当单个细胞通过表达不同的基因来改变它所处的状态时，被称为表观遗传变化。

时间来到2009年，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摄取营养物质类别的不同，可以影响到蓝图特定信息的阅读。这种现象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蜜蜂。长成工蜂的幼虫和长成蚁后的幼虫之间本质上没有遗传上的差异。女王最终发育出卵巢和更大的腹部，因为她从小就被喂食蜂王浆。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隐藏在蜂王浆中的特定基因，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特定基因可以让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逆袭为女王，从而实现人生中最完美的华丽转身。

在韦伦和哈齐瓦西里乌取得突破之前，有两个关联问题有待弄明白：葡萄糖在改变基因表达方面量否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有这么回事，那对哪些基因表达有作用？在表达新基因之前，首先需要打开细胞内紧密缠绕的DNA，就像卷起的建筑设计图需要展开以供建筑工人阅读一样。韦伦和哈齐瓦西里乌的实验证实，过量的葡萄糖可以触发开卷机关。葡萄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能量信号。葡萄糖分子本身也可以作为原材料转化为蛋白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正是这些蛋白质打开了我们DNA的一些片断，并进行基因表达。韦伦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一个细胞将迈向新的循环。营养物质的到来改变了相关基因的表达，而新表达的基因反过来又改变了细胞的代谢状态，从而允许消耗更多的食物。

早在十年前，范德·海登（Vander Heiden）就发现了新陈代谢掌控着细胞的生死命门。韦伦和哈齐瓦西里乌对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新陈代谢几乎在影响细胞做出的每一个决定。2019年《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提到的观点，即使是通过“瓦尔堡效应”产生的乳酸也可以直接改变某些基因在细胞中表达。正如韦伦曾解释的那样，细胞可以在不感知其代谢状态的情况下即可以着手它的使命，就如你在没有关注油表的情况下，发动汽车开启新的旅程一样。“你的细胞需要评估一下它们眼前的营养资源是什么？” 韦伦说，“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再做决定能干些什么？”

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天会偏爱那些对食物量有预估能力并能做出决策的细胞。所有生命形式都是从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的。当食物稀缺时，生物体繁殖（并传递其基因）的最佳机会是保护资源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在饥荒中生存，以便在食物最终到来时繁殖。研究人员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不同物种食量很少却已被证明可以延长寿命。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当时他意识到，如果没有食物可用时，引起炭疽的细菌就会变成有弹性的孢子。当食物丰富时，情况正好相反。最成功的单细胞生物就是那些一旦遇到食物就会立马进食和着手繁殖的生物。

正如汤普森所解释的那样，癌细胞的行为就像一个正在生长的单细胞生物体，吞食葡萄糖来狼吞虎咽。“一旦在环境中发现有食物，它们会尽可能多地捕捉食物”，他说。“当这些食物超过它们生存所需，它们开始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

为了将这个问题说透，汤普森曾经向学生们展示了一组幻灯片，第一张幻灯片，一小块霉菌长在一片白面包片上。紧接着第二张、第三张，随着斑点越来越大，直到最后一张幻灯片出现，整块幻灯片为黑色斑点所覆盖。幻灯片的标题：“每个人的第一个癌症实验”，简单而生动地揭示了癌症的发家史。你可以通过了解微生物进食方式，初步认识癌症的发展壮大过程，不过，这一课并没有到此结束。汤普森告诉学生们，随着霉菌在面包片上生长，它的营养物质或必需的水分供应将相应减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些霉菌细胞往往会脱落并迁移到另一块面包上。通过展示一张新的幻灯片，学生们看到，这片白面包现在不仅有一个大的深色斑点，而且在面包的另一侧出现了另一个较小的斑点。

“这正是癌症的作用方式”，汤普森说。“它开始在一个地方生长，贪得无厌的进食直到食物耗尽，然后千方百计地寻找新的地方落户。我们将这种寻找新的生活空间的方式叫转移，即疾病从身体的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这通常就是癌症置我们死地的原因。

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这些专注新陈代谢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谈及癌症时不仅新鲜感十足，其谈论的方式也多少让人有些吃惊。然而，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癌症科学进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瓦尔堡在发现癌细胞采用的是糖酵解的能量代谢方式时所说，“我们发现的关于癌组织代谢的最重要事实是，我们相信，癌组织”的行为“像酵母一样”。

19世纪20年代瓦尔堡有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贪吃成性和糖酵解是癌症的基础，他对此深信不疑。但在如何解释糖酵解这个问题时，瓦尔堡直到晚年后才发现他的视野原来被巴斯德的长阴影所遮盖，巴斯德认为，糖酵解只有在氧气短缺且呼吸无法实现时才会出现。瓦尔堡从未意识到巴斯德自己错过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果酵母菌得到了它们想要且足量多的葡萄糖和氮，无论周围环境有多少氧气可用来呼吸，但它们依然都会选择发酵的方式进行生长。它们发酵葡萄糖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因为糖酵解可以让细胞获得充分多构件供应并能更快的生长。

即便如此，瓦尔堡的解释并不像他的批评者有时认为的那样不准确。在瓦尔堡看来，大多数癌细胞存在所谓的线粒体缺陷，但如今的癌症科学家却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线粒体在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塞勒斯蒂·西蒙（Celeste Simon）的说法，随着疾病的进展，氧气供应的减少确实在每一种癌症中都起着作用。但随着癌症的生长，它们总会有办法从血液中得到有限的氧气，并因此发酵更多的葡萄糖。不过，西蒙解释说，缺氧可能会推动整个癌症的进程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疾病的根源。“瓦尔堡是一个真正有远见的人”，西蒙说，但“某些原则性的东西可能也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能站住脚跟”。

在20世纪60年代，瓦尔堡通过为细胞的平稳呼吸提供所需的维生素或辅酶等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在寻找治愈和预防癌症的方法。他推断，如果正常细胞的线粒体功能完好无损，那么转向备用发电机（糖酵解）的可能性就会减缓甚至停止。因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里，瓦尔堡重拾那个埋在心理由来已久的想法：通过切断葡萄糖的供应，促使糖酵解这个备用发动机保持关闭状态，以期达到“饿死癌细胞”的目的。这个想法的逻辑再简单不过。停止葡萄糖的供应，脆弱的癌细胞所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正如瓦尔堡在1926年挥笔誉写的那样，“停止食物的供应，对于那些人满为患的城市远比那些人口稀疏的城市更为敏感，即使两类城市的居民都可以忍受某种程度的饥饿”。

这时的瓦尔堡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风烛残年。或许这个时候他自己也意识到，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癌症研究所涉及的那些实验，无法独立完成，他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伙伴：曼弗雷德·冯·阿登纳（Manfred von Ardenne），一位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曾在战后参与苏联原子弹项目，并为瓦尔堡安排了穿越柏林墙的特别许可。1965年，冯·阿登纳宣布了一种新的癌症疗法，该疗法涉及将身体加热到高达110F超过半小时，同时给予患者服用DL -甘油醛，这是一种瓦尔堡当时正在测试的化合物，作为破坏细胞糖酵解的一种手段。

大约45年后，当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Chi Van Dang）决定研究这种破坏癌细胞发酵的旧想法。他从一个简单的实验开始，目的是在了解癌细胞和非癌性生长细胞对食物馈乏的反应。丹发现，在有葡萄糖存在的情况下，健康的生长细胞和癌细胞都摄入了葡萄糖，并作为它们的生长动力。但是，当丹从两组细胞中去移除葡萄糖时，差异立马显现。健康的细胞感觉到营养物质的缺乏，减缓了新陈代谢，转向了休息状态。癌细胞却无法停止下来。在癌变过程中，他们失去了正常细胞那些必要的内部检查点和信息反馈系统，正是这些检查点和反馈系统可以告诉细胞没有东西可吃。他们就像吸毒成瘾的人一样，当他们一时找不到葡萄糖来源，除了死亡，别无选择。“这与大众的认识正好相反”，南加州大学生物学家瓦尔特·隆戈（Valter Longo）说，“癌细胞就是一群笨蛋”。

丹的初步研究让他和其他人用现代疗法饿死癌细胞的想法进行了重新审视。但是，如果新生代分子生物学家成为代谢专家重回过去几代人的想法，他们也就回到了瓦尔堡和其他人很久以前就学到的一个惨痛的教训：癌细胞非常善于寻找新的方法来推动他们自身的成长。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萨巴蒂尼（David Sabatini）所解释的那样，分子途径“本身就可以朝着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并且这些变化也是非常非常之快”。

“你可以切断葡萄糖，他们就使用谷氨酰胺”，正如丹所说，这就是癌细胞的狡猾之处，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了葡萄糖，他们就寻找另外的原料来替代，作为主燃料。“你切断葡萄糖和谷氨酰胺，他们可能就会想办法使用脂肪酸”。

不过，这些挑战并没有阻止“瓦尔堡复兴”带来新的癌症治疗方法。由汤普森和其他几位杰出的代谢研究人员所创办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最近开发出一种药物，通过抑制代谢酶IDH -2的突变方式来治疗其中的一种类型的白血病。据说这种治疗是几十年来这种特定白血病病种最重要的进步。

与此同时，重拾新陈代谢这门学科，促使研究人员重新思考传统的癌症治疗法是不是有其可取之处。范德·海登（Vander Heiden）现在正在探索为什么某种特定的化疗只对其中的一种癌症有效，而对另一种癌症却不起作用，即使两种癌细胞具有相同的基因突变。范德·海登怀疑个中的原因与癌症形成的特定组织中可用的营养类型有很大关系。“这与基因突变无关”，范德·海登说。

尽管围绕以新陈代谢为出发点的新型疗法令人兴奋不已，而一些投资机构也不惜重金投入到相关药物开发之中，但从新陈代谢回归之路得出的最重要的发现，最终可能并不是疗效上的突破，更可能是侧重于癌症预防。

总而言之，如果瓦尔堡对癌症起源于细胞进食方式的推断是正确的，但可能也存在错误地认为这个过程必须从呼吸困难开始，因而，当涉及到癌症的预防时，最重要的问题很简单：是什么导致了瓦尔堡效应？

一种可能性是，癌细胞对葡萄糖的偏好以及索取无度，严格意义上来说源自于控制细胞进食的基因不幸产生了突变。如果是这样的话，瓦尔堡复兴仍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了对癌症的理解，但它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癌症预防的新东西。

但在二十一世纪之交，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像一次探险中突然失去的联系的两支队伍，在分开多年后突然相遇一样，两个早已分开的癌症科学领域又重新汇聚。随着每一项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表明，癌症与我们的细胞饮食方式有关，与肥胖或超重有关。就连多尔和佩托在这一点上看走了眼。在他们撰写的“癌症的起因”一书中，他们强调了Tannenb aum对过度喂养小鼠研究的重要性，但除了女性子宫内膜癌和胆囊癌外，他们仍然不相信超重的人更容易患癌症。在人类肥胖与癌症之间没有关联证据，他们宣称。

多尔和佩托也许无法预料到这些话竟然很快就会过时。1982年，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人员选择了超过90万美国人，并要求他们填写包括基本个人信息的调查，如体重、身高和吸烟习惯等。到了1998年，近60,000名参与者死于癌症，美国癌症协会急于找出原因。

在挖掘数据的人中，有美国癌症协会流行病学家犹金妮娅·卡勒（Eugenia Calle）。卡勒是一位运动爱好者，她以将同事拖到健身房而闻名，她想知道这些死于癌症的参与者是否更有可能与超重有关。这个问题以前被问及过，但从来没有人有机会在如此庞大的数据集中寻找过这种关系。在卡勒完成她的数字运算后，许多研究人员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想到肥胖和癌症了。她的研究成果于2003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现超重或肥胖会增加她所研究的几乎所有癌症的风险。与正常体重的女性相比，体重最高的女性死于癌症的可能性高出62%。反过来，最肥胖的男性死于癌症的可能性要高出52%。卡勒估计，每年约有9万名美国人死于与超重或肥胖有关的癌症。

就连卡勒本人也对证据所呈现出的强相关性也感到无比的惊讶。她说，超重与癌症之间的联系“是既定的规则，而不是只是一种例外意外这么简单”。不幸的是，2009年，卡勒在亚特兰大的公寓里遭到抢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让我们对癌症的理解，无论从贡献来说，还是其重要性本身都愈发明显。随着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重，近四分之三的美国成年人出现超重或肥胖，这让大家对癌症的联系变得更加令人信服。2017年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分析得出结论，仅在2014年，就有60多万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与体脂相关的癌症。这个令人痛苦的数字不包括前列腺癌和其他可能与肥胖有关的癌症的死亡人数。对于那些其他癌症，证据并不那么充分有力。正如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监测研究科学主任丽贝卡·西格尔（Rebecca Siegel）所说，在我们谈及肥胖将如何影响癌症发病率时，很可能只“冰山一角”。

人们常说，我们正在输掉与癌症的这场战争。通过对肥胖症的研究所得到的这些数据表明，战争的天平正在向癌症这边倾斜，你只需要了解我们每天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就不难理解癌症之所以越发占有优势。不幸的是，对肥胖与癌症之间认识误区，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在一些人看来，肥胖群体将很快超过吸烟群体，误以为这就是一种很好的预防癌症的手段，而这主要是基于肥胖不会导致癌症作为前提条件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超重完全有可能导致癌症，但还有一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并且在起作用，其结果是，超重同时导致了肥胖和癌症。

要理解肥胖与癌症之间的关系，这项工作一直都具有挑战性，部分原因是对肥胖症流行病本身的真相一直具有挑战性。略在加思考就知道了挑战性有多艰巨：人们吃太多的食物同时也留下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历史上，曾经也有过许多社会拥有丰富的食物，但没有发展出高肥胖率或癌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野外的动物在幸运地获得所需的充足食物时不会长胖和生病。对于动物来说，获得丰富的食物就像赢得自然选择的彩票一样：一个食物来源丰富的种群可以繁衍生息并茁壮成长。同样，在十九世纪之前，肥胖和癌症是罕见的，无论人类可能有多少食物。正如一位英国专家在1908年指出的那样，似乎可以想象吃得太多会导致癌症，但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暴饮暴食会导致某些疾病，而非正常的生长。

还有一些其他复杂的因素。瓦尔堡效应涉及到细胞对葡萄糖的特殊偏好并表现出贪得无厌，而我们的身体本身却要求血糖水平保持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无论我们消耗多少食物（碳水化合物）。汤普森自己的研究表明，除非被告知要吃东西，不然健康的细胞就会被动挨饿。在科学家重新发现瓦尔堡有关新陈代谢研究的那一刻起，肥胖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这似乎很明显，当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之时，我们的饮食方式也就与癌症的饮食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不过，由于科学的局限性，对这种联系的确切性质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距离瓦尔堡首次观察到癌细胞贪婪食欲的七十年后，癌症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谜团仍有待去探索，有待最终解决。